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知名的仕女图轴画家，每个国画家笔下的仕女形态各有千秋，唐代张萱、周昉笔下体态丰腴的嫔妃形象，而以明代唐寅、仇英笔下的仕女画为审美标准，追求秀润飘逸的情致。画家以工细流畅的线条和亮丽鲜活的色彩将嫔妃们描绘成身材修长、体态轻盈、“倚风娇无力”仕女的柔美身材和清秀相貌。
故宫里收藏了明清知名画家画的仕女图。“仕女”始称“士女”，其原初的语义指未婚的男女，后来泛指男女。至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记录绘画作品时已开始用“士女”一词，它代表了一种题材内容，在当时，这类画作主要内容是描绘贵族妇女。宋代以后，“士女”与“仕女”并用，而“仕女”一词渐为流行，其义指相貌秀丽的美女。
《对镜仕女图》轴，清，朱本绘，纸本，设色，纵109.9cm，横51.6cm。
自题：“嘉庆十二年春二月写于半村之蕴余书屋。素人朱本。”下钤“素人”印。嘉庆十二年为1807年。
朱本处于仕女画“巍然为画中独立之一科”的乾嘉朝，他与其他专业的仕女画家余集、改琦、顾洛、姜埙等人一样，对宣扬宗教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仕女画及反映贵族妇女游乐生活的题材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风花雪月中的美女形象，或年轻女性闺房中的小情致。
此图为朱本46岁时之作，表现闺阁女子晨起梳妆的场景。人物形象写实，举止生动自然，尤其是将女子照镜时瞻前顾后的神态描绘得极为传神有趣，成功地展示出女性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人物的衣纹线条以中锋行笔，圆转流动，表现出衣料柔软的质地及衣袍的肥大，以此衬托出女子小巧可人的躯体。
《芭蕉仕女图》轴，清，禹之鼎绘，纸本，墨笔，纵87.5cm，横35.7cm。
金廷标仕女簪花图轴款题：“红兰主人笔墨妙绝千古，最爱青藤书画。每见濡毫未下气已吞，泼墨如飞脱窠臼于腕底，实昭代传人。偶索余拟天池芭蕉士女，诚问道于盲，不揣鄙陋，漫画请教，未免布鼓耳。广陵学人禹之鼎。”下钤“慎斋禹之鼎印”、“广陵涛上渔人”、“慎斋”等印，另一印不可辨。钤近代庞元济“虚斋秘玩”等鉴藏印共3方。
《芭蕉仕女图》绘一女子侧身坐于芭蕉树下，举目远望，若有所思。生意盎然的芭蕉与四周的蔓草构筑出淡雅清幽的自然环境。由图上款题可知，此图是作者应喜爱徐渭笔墨的红兰主人之邀，追仿徐渭笔意所作。徐渭是明代泼墨大写意的代表画家，他运笔豪放洒脱，施墨酣畅淋漓，与禹之鼎贯用的细笔勾勒、色彩烘染的画风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禹之鼎凭藉深厚的绘画功底，将此两种迥异的画风有机地融汇在一起，此图既有徐青藤的水墨情趣，又不失作者自身的笔墨特点。
图中芭蕉、杂草为大写意画法，作者未以自己贯用的细腻笔法精工刻画，而仿青藤笔意运笔逆来顺往，横涂竖抹，施墨随意点染，浓淡相生，芭蕉、杂草于有形无形间野趣天成，充满生机活力。仕女为小写意画法，作者仿青藤笔法绘人物的五官，仅以浓墨勾、点，而未运用己所擅长的微擦带染法，准确而简括的笔墨勾画出仕女文静俊俏之美和怡然闲适的神态。人物的衣纹，作者运用的是他所熟习的“兰叶描”法，而没有追寻青藤爽朴劲健的直线型笔致，飘逸变化的线条更有助于展示年轻女子活泼浪漫的内在性情。此图可谓禹之鼎水墨仕女画之代表作。
《芭蕉仕女图》轴，清，沙馥绘，纸本，设色，纵92cm，横31cm。
自题：“美人言语巧唤作醉酴醿，七芗先生本。甲午菊秋沙馥临于粟庵。”下钤“山春所作”印。甲午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
此幅是作者仿改琦笔意创作的写意仕女画。图绘女子手持花枝立于芭蕉树前闻香自醉的仪态风情。其高耸的发髻先以浓淡墨反复晕染，然后以重墨绘出根根发丝，线与面结合的绘画技法显现出女子头发的浓密及发质的柔顺。仕女的面形为瓜子脸，面部以不着痕迹的浅红色晕染，突出了人物肌肤光滑细嫩的质感和五官结构的明暗变化。其眉目间流露出矜持凄凉的怨情，与晚清文人画家在仕女画创作上所追求的“清淑静逸”之趣相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人物的衬景，一侧是刻画工细写实的芭蕉树，一侧是以淡彩直接点染的写意浮萍。二者不仅展示了作者娴熟地运用不同笔法的技能，且在画中起到了以景造势的作用。芭蕉叶的实景给人物以依托，并增强了作品清新娟秀的格调；浮萍的虚景将画面引向了纵深，扩展了作品的深远空间，并给人以丰富的暇想意境。
《仕女簪花图》轴，清，金廷标绘，绢本，设色，纵223cm，横130.5cm。
署款：“臣金廷标恭画。”钤印一方，模糊不辨。
图中精致的家具、富丽的陈设所构筑出的典雅高贵的环境，表明此图表现的是宫廷女子日常生活的景象。梳妆打扮是贵族妇女每日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她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图绘晨起的女子对镜理妆的情景。她为了取得良好的照镜角度，不禁起身而立，双目注视着桌上的铜镜，同时，左手缓缓地往云鬓上插玉簪。情节生动，人物举止自然，显示出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准确传神的艺术表现力。
图中女子杏脸桃腮，皓齿朱唇，身段婀娜多姿，富于曲线变化，体虚力弱中显现出娇柔典雅的娟秀气，体现出清代仕女画清新俊秀的时代特征。人物衣纹用笔顿挫转折，线条遒劲刚健，与以界画方式表现的家具及室内装饰物所采用的守规守矩、见棱见角的线条相互呼应，笔墨格调于统一中显现出所绘物象不同的质感。此幅构图颇具机巧，近景为全身像的簮花女子，中景系若隐若现的理书侍女，远景是含烟带雾的翠竹一隅。繁复的画面，既未掩簪花的创作主题，又通过近、中、远三景的自然展现加强了画幅的立体、纵深效果，从而在有限的画面上扩展出无限的空间。
《女乐图》轴，明，仇珠绘，绢本，设色，纵145.5cm，横85.5cm。
此图是一幅工笔重彩仕女画，表现的是贵族女子各执乐器，在殿宇前的地毯上配乐演奏的情景。周围站立3位女子，或侧耳倾听，或低声言谈，巧妙地营造出“听”的动感氛围。通过此图可见贵族女性在演奏时愉悦的心境，以及她们闲适高雅的游乐生活状态。
《仕女消闲图》轴，清，任熊绘，纸本，设色，纵100.2cm，横30.9cm。
无作者款印。右上方题长词：“寒倚官梅傍槛红，夜濛濛。泥人春影水当中，月兮兮。翠袖江南应有忆，梦重重。一枝折与付征鸿，恨匆匆。渭长画，范湖居士填太平时词。”下钤“周闲”印。
任熊25岁时在浙江钱塘与周闲结交，彼此成为艺术上的挚友。任熊应邀寓居周闲的范湖草堂三年，潜心研究古画并时时与周闲探讨画理，游戏于笔墨间。此幅便是任熊绘画、周闲题词的合璧之作，它不仅印证了二人间的交游，亦表明了该图的大致创作年代，即为任熊25至28岁之间的作品。此图绘一树寒梅，枝干纵横交错，花朵绽放争荣。一仕女迎着凛冽的寒风探幽寻梅而来。梅树以没骨法表现，用富于浓淡变化的深浅墨笔绘枝干，以白粉戳点花瓣，点染随意，不合物理，但颇具鲜活灵动性。仕女的画法承袭了改琦、费丹旭的笔墨风格，眉目清秀间流露着丝丝闺怨之情，体态轻盈中显露出病弱之身。衣纹线条圆润流畅，组织合理，外轮廓线随形贴体，内轮廓线转折自然，生动地表现出仕女紧裹衣袍趋步而行的动感。设色清丽淡雅，没有强烈的冷暖色调对比，简洁纯净的色彩有助于展示雅逸清幽的消闲意境。
唐寅王蜀宫妓图轴
《王蜀宫妓图》轴，明，唐寅作，绢本，设色，纵124.7cm，横63.6cm。
本幅自题：“蓮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鬥绿與爭緋。蜀後主每于宮中裹小巾，命宮妓衣道衣，冠蓮花冠，日尋花柳以侍酣宴。蜀之謠已溢耳矣，而主之不挹注之，竟至濫觴。俾後想搖頭之令，不無扼腕。唐寅。”
此图原名《孟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網·画录》最早定名，沿用至今。近经专文考证，当改为《王蜀宫妓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画面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蜀后主王衍曾自制“甘州曲”歌，形容著道衣的宫妓妩媚之态：“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唐寅创作此画，则旨主揭示前蜀后主王衍荒淫腐败的生活，寓有鲜明的讽喻之意。
此仕女图为唐伯虎人物画中工笔重彩一路画风的代表作品，显示出他在造型、用笔、设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艺。仕女体态匀称优美，削肩狭背，柳眉樱髻，额、鼻、颔施以“三白”，既吸收了张萱、周昉创造的“唐妆”仕女造型特色，又体现出明代追求清秀娟美的审美风尚。四人交错而立，平稳有序，并通过微倾的头部、略弯的立姿和攀连的手臂，形成动态的多样变化和相互的紧密联系，加强了形象的丰富性和生动感。笔墨技巧近法杜堇，远宗唐人，衣纹作琴弦描，细劲流畅，富有弹性和质感，冠服纹饰描画尤见精工，细致入微。设色鲜明，既有浓淡、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又有相近色泽的巧妙过渡和搭配，使整体色调丰富而又和谐，浓艳中兼具清雅。作品画风带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