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也许你不知道，他一生酷爱收藏，是民国大收藏家，张镇芳的侄子，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故宫珍藏的展子虔的《游春图》和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就是张伯驹捐赠的，都是国宝级文物。
张伯驹简介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张伯驹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张伯驹一生痴迷于文物书画的鉴赏和收藏，他从30岁开始收藏唐宋古代书画。为了珍贵文物不外流，他不惜一掷千金。他曾收藏过的重要古代书画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的《山居图卷》等。
张伯驹从小和袁家兄弟厮混一起，和他们非常熟，但从性情上来说，父亲和袁寒云（袁克文）的关系最好。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亲。父亲与袁克文兴趣相投，喜欢诗画、京剧。后来有人把父亲、袁克文、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对袁克定一心鼓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做法，袁克文当年强烈反对。 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袁克文软禁在北海中，并下令不许他和名士们来往。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袁克文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他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许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可惜袁克文1931年因病猝然去世于天津，才活了42岁。他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儿子袁家骝与其夫人吴健雄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
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
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
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10时43分，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5岁。
张伯驹的婚姻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他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潘素与张伯驹不仅是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更是患难与共的夫妻。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汪伪的一个师长绑架张伯驹，向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名声在外，抗战后家道已中落，并且大部分钱都变成了字画。在危难面前，弱女子并不弱，潘素体现了苏州女子特有的坚韧，在丈夫被绑架的八个月内，她变卖自己的首饰，四处托人，打听消息，全力营救。一边是丈夫深爱的国宝，一边是自己深爱的丈夫，两边都要保全，只要她随便卖掉一件收藏，就足够救人，但她知道不能，卖掉宝物就等于要了丈夫的命。最后在潘素的周旋下，友人们鼎力相助，以40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朋友们纷纷称颂潘素侠肝义胆、忠贞不二的品质。也正是拥有这种品质，无论是张伯驹被打右派或文革遭受磨难之时，潘素都不离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