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王朝帝后和帝妃的凤冠样式演变和等级

凤冠霞帔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皇后和荒废礼服最高等级了，但是历朝历代都是有变化的，而且凤冠也是随着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的，中国古代后妃居最高地位的礼服首饰中罕有凤鸟存在，早期凤尚未完全成为高贵女性身份的标志性象征，而对自然环境元素的直接模拟，便成为了礼服冠饰的主要手法，头上往往是一派花草树木、鸟语花香、飞禽走兽的场景，其中最真正的核心组件就是由步摇发展而来的“花树”。汉代皇后首饰采用假结（髻）、步摇、簪珥模式，魏晋南北朝陆续增加钿、博鬓，并将步摇改称花树。隋唐在汉晋南北朝以来各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花树、钿、钗、博鬓的组合模式，并且以花树、钿的数目区分等级。宋明添饰龙凤仙人，发展成极大型隆重的礼冠，但依然保存了花树、钿、博鬓的基本元素。一顶礼冠，历代叠加，延续上千年。
【以花树、钿为核心的隋唐礼服冠】

隋文帝即位后，参照损益北周、北齐和南朝服制，定皇后服为袆衣、鞠衣、青服、朱服四等。

唐代大体继承隋制，唐高祖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武德令》，以国家令文的形式第一次规定唐代礼服制度；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颁布《大唐开元礼》，在序列中记录礼服与首饰礼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也有详细条文。以上三种属性的令、礼、行政法典中关于礼服首饰的记载基本相同，整理后可得如下：

皇后服：

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首饰与褘衣同，亲蚕则服之。

钿钗礼衣，十二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皇太子妃服：

褕翟，首饰花九树(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鞠衣，首饰与褘衣同，从蚕则服之。

钿钗礼衣，九钿。宴见宾客，则服之。

内外命妇服：

翟衣，花钗(施两博鬓，宝钿饰)。第一品花钗九树(宝钿准花数，以下准此)；第二品花钗八树，第三品花钗七树，第四品花钗六树，第五品花钗五树，内命妇受册、从蚕、朝会，则服之。其外命妇嫁及受册、从蚕、大朝会，亦准此。

钿钗礼衣，第一品九钿，第二品八钿，第三品七钿，第四品六钿，第五品五钿。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及礼会，则服之。

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官等服礼衣，无首饰佩绶。

凡婚嫁花钗礼衣，六品已下妻及女嫁则服之，(其钗覆笄而已。其两博鬓任以金、银、杂宝为饰。)

其次花钗礼衣，庶人女嫁则服之。(钗以金、银涂，琉璃等饰。)

归纳制度原文可以了解，唐代后妃命妇礼服首饰可分为完整版和简省版两类，分别用于头等礼服和次等礼服，基本构件包括博鬓和数目不等的花树、钿、钗。

头等礼服，即皇后袆衣、鞠衣，皇太子妃褕翟、鞠衣，和内外命妇翟衣。适用于受册、助祭、朝会、亲蚕（从蚕）等最重要的礼仪场合。其首饰由完整版的花树、宝钿、博鬓组成。（单从令文看，按身份细分有又两种模式，皇后与皇太子妃为大小花树、左右两博鬓模式，内外命妇则为花钗、宝钿、左右两博鬓模式。）花树或花钗、宝钿的数目自皇后而下依品级递减，分别为十二、九、八、七、六、五，配置隆重而华丽。

次等礼服，为钿钗礼衣，即隋代的青服、朱服。适用于皇后、皇太子妃宴见宾客，内命妇寻常参见，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等相对次要性礼仪场合。其首饰也与隋代相似，仅保留数目不等的钿，是相对简省的首饰模式。
 第一、这种由螺旋花柄集为一束，可随步摇动的构件，即形制长期不明的北周隋唐“花树”，并且应源自于汉代后妃首饰中的“步摇”。

汉《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是一种在金属竖枝上缀金银、珠玉花叶片的首饰。步摇或源于中西亚，与桂冠同源，约在汉代传入中原，进一步流传至东北亚、日本，在整个亚欧大陆流行，学者们早已做过详细论证，不再赘述（详见孙机先生1991年发表的《步摇·步摇冠·摇叶饰片》）。 到了北周，首次提出“花树”的概念，并且有了明确的数目等级降差，皇后花树十二，对应皇帝冕旒十二，以下数目依次递降，“后周（北周）设司服之官……皇后华（花）皆有十二树。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数为之节”。

隋唐因袭了“花树”这一称谓，并对等级差异进一步细分。但从此次发现上看，隋唐式花树与汉晋式“步摇”开始有了不同，不再是在枝干上缀饰摇曳的叶片，而是直接将花朵装于可弹动的螺旋枝之上，依然可“随步摇动”，也确实符合“花树”之名。

如此一来，以往若干唐代命妇墓葬中出土的“不明花饰”也得到了正名，如湖北郧县濮王妃阎婉墓、陕西咸阳初蜀国公夫人贺若氏墓、西安阎识微夫人裴氏墓、西安金乡县主墓中，均有出土数百件花朵、花蕊、花叶、珠宝残件，应当就是基座腐朽散落的花树花朵。裴氏冠和金乡县主冠还有在花朵上夹杂小人、鸟雀等饰件，这种做法到了宋代被大放异彩。

难得的是濮王妃阎婉墓，首饰残件中还有一件带基座的花树，形态做法和萧后花树很接近，而且花朵、花蕊形态也各不相同。
 第二，隋唐制度中所称的“小花并如大花之数”，以往常常被释读为“小花树数目与大花树相同”，即皇后有大小共24株花树。这种释读方案甚至也被后来的宋、明制度采用，明确注记“大小花二十四株”、“前后各十二株”。

但从萧后首饰中看，至少在隋至唐初，此句应解释为“每株大花树中的小花，数目与大花树总数相同”，即皇后为12大花树，每树12小花。不过萧后冠饰中发现了13组花树，比当时皇后制度多了一组，原因尚不明确，或许与李世民对前朝皇后特别礼遇拔高一格有关。
钿：除了花树以外，萧后冠上还发现了12枚“水滴形饰件”，用琉璃或玉石贝壳镶嵌出花型，四周镶珍珠，背面中央焊接插孔，被分为三排安装在框架上。这种饰件便是文献中所指的“钿”。唐人所说的“宝钿”，通常便指将各种珠宝、贝壳雕琢成小片花饰，镶嵌黏于金属托上金丝围成的轮廓中制成的装饰手法，是一种华丽装饰品。
“钿”之制至迟始自魏晋。魏晋在继承汉代后妃首饰假髻、步摇、簪珥组合的基础上，增加了钿数和蔽髻的概念，在假髻上装饰以金玉制成的（钿），并且以数区分等级，如晋制皇后大手髻、步摇、十二，皇太子妃九，贵人、贵嫔、夫人七，九嫔及公主、夫人五，世妇三。此制在南北朝至隋各政权被普遍沿用，并且等级进一步细化，内外命妇五品以上均以钿数为品秩差异。

唐制皇后、太子妃大礼服袆衣、鞠衣首饰仅提及花树，次礼服钿钗礼衣首饰提及钿，其余内外命妇大礼服翟衣则花树、钿并提。不过从萧后实例中看，初唐皇后礼服首饰很可能也有花树、钿并存的情况。钿的形态以尖头朝上的水滴形为多，也有圆形、心形等。一套宝钿可形态大小完全相同，如萧后例；也可两端宝钿尖头内收，如裴氏例、欧洲私人藏例；还可中央一枚与其余大小形态不同，如贺若氏例、保利例。也以各种珠宝琉璃甚至翠羽装饰。数目多者可排成三排，数目少者或仅一排置圈口上。

博鬓：最后是“博鬓”，博鬓的位置明显明确，其指代向无争议，即垂挂于头两侧的弧状饰件。隋唐博鬓通常呈长条S弧状，外端上尖内收，装饰方法与宝钿类似，嵌有珠宝，即制度所称“施两博鬓，宝钿饰也”，上沿有时还装饰以小花朵数组。博鬓的记载首次出现于隋，但北齐娄睿墓出土的一件金饰，嵌珍珠、玛瑙、蓝绿宝石、蚌、玻璃，前端还保留了花结状饰，极可能为博鬓在北朝时已存在的初形。萧后博鬓与口圈相接处也有花形装饰，似为遗制。
【添加了龙凤的宋明礼服冠】

中国的礼服制度有着极其强大的历史惯性， 一项基本服制形成后，被记录在国家颁布的礼、令条文中，属于文明根本大法，往往能因袭上千年，涉及礼仪的服制多是如此，一般轻易不受朝代更替影响，后世更多是在如何释读和实际操作细节的上做文章，或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调整。就如宪法、基本法和法规、条例、修正案、释法的关系一样。作为最高级别的女性首饰，花树冠也不例外，但在千年历史进程中依然会不断叠加新的元素。

唐代礼令中后妃礼冠的基本制度是花树和博鬓，北宋初颁布的《开宝礼》依然照搬之。但北宋在隋唐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在冠上添加了龙、凤，有时直接称呼为“龙凤花钗冠”、“九龙四风冠”、“九龙十二株花钗冠”。如《政和五礼新仪》在唐礼令文后补充了一句，皇后冠服“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鬂，冠饰以九龙四凤。”；而妃制则将龙改为翚（五色雉），“首饰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冠饰以九翚四凤。”

不仅如此，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更丰富但不载于礼法的添加惯例。仔细观察历代宋后画像，可以看到除了基础的大小花株满布全冠，博鬓也增加为左右各三扇，饰以珠翠龙纹，垂珠结；冠顶所添加的九龙，包括左右八条小龙和中央一条大龙，大龙口衔穗球；四凤有时背乘仙女，有时数目还增到到九只；唐代花树间偶见的小人与鸟雀，则发展为浩浩荡荡的“王母仙人队”以及各种云鹤、鸂鶒、鹭鸶、孔雀，场面更加盛大和具体。
北宋开封陷落后，帝后宗室以及全副冠服卤簿被掳至金国，冠服制度也被金人很大程度上照搬而去，在《大金集礼》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到对宋制皇后礼冠极其详实的描述，与北宋末的皇后画像基本可以完全对应。

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云鹤、王母仙人队浮动插瓣等，后有纳言，上有金蝉鑻金两博鬓，以上并用铺翠滴粉缕金装珍珠结制，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宝钿窠，后有金钿窠二，穿红罗铺金款幔带一。

明初后妃礼服冠基本继承宋制，皇后使用九龙四凤冠，妃使用九翚四凤冠。如洪武元年制“皇后首饰，冠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如之，两愽鬓，十二钿”。
【由常服首饰升格而来的“凤冠”】

此时需要了解一个概念，即传统女性服装发展中的两个大体系，礼服和常服。以上各种均属于服制中的礼服系统，所搭配的大礼服属于汉晋式模式，包括衣、弊膝、佩绶等大量传统构件，头戴传统花树礼冠。

但晋唐以来的女性，日常生活穿着另一类型的时装衫、裙、帔子，首饰则随意插戴。有些场合既不属于礼法限定范畴内，又比日常生活隆重，于是在裙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华丽的盛装，工艺纹样繁复精致，头上中央有时则会插戴凤鸟首饰。凤鸟也逐渐成为贵妇象征，越来越多出现在首饰上。

有时还在左右插横凤首簪，垂珠结，其制或可远溯至汉代太后的“左右一横簪之，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这些可以使用在非礼仪性但又相对隆重的场合，类似后世“吉服”的属性。并长期不存在于礼法制度中。从图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首饰尽管华丽，但是搭配的服装依然是裙、衫、帔，而非礼服。
洪武初常服冠以各种类型的鸟雀区分不同等级，皇后用双凤翊龙、妃用鸾凤，以下各品分别用不同数目的翟、孔雀、鸳鸯、练鹊。不过不多时，朱元璋嫌礼制过繁，废除了帝王之下官员的冕服制度，相应也废除了皇后、太子妃之下命妇的传统礼服制度，洪武二十四年，将本为常服的大衫霞帔升格为命妇的礼服，冠制也进一步简化，统一为“翟冠”，各品级以翟数不同区分。翟即野鸡，形态上和凤鸟很接近。这样就形成了后妃使用凤冠，命妇使用翟冠的模式，延续至明末。

比如皇后的“双凤翊龙冠”：

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二朵。蕊头八箇。翠叶三十六叶。珠翠穰花鬓二朵。珠翠云二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宝钿花九。上饰珠九颗。金凤一对、口衔珠结。三博鬓。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边垂珠滴。金簪一对。珊瑚凤冠觜一副。
再如一品命妇的“五翟冠”
一品，冠用金事件，珠翟五个，珠牡丹开头二个，珠半开三个，翠云二十四片，翠牡丹叶一十八片，翠口圈一副，上带金宝钿花八个，金翟二个，口衔珠结二个。
与皇后相比，命妇的翟冠将金凤改为金翟，珠凤改为珠翟，不同品级使用不同数目的珠翟。由于翟的形态与凤太过接近，民间口语中逐渐也用凤冠称呼翟冠。

到了清代，所有的传统宫廷后妃服饰，不管是礼服还是常服均消亡。但民间汉族命妇依然延续了明代翟冠传统，在结婚等大礼时穿着。并且不论是样式上还是称呼上，都完全改为凤鸟，“凤冠霞帔”也正式成为汉族女性婚礼服的代名词。如《清俾类钞》所言“国朝，汉族尚沿用之，无论品官士庶，其子弟结婚时，新妇必用凤冠霞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