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提筒

铜提筒应该是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越南北部的古老民族所使用的盛酒器。铜提筒，可作盛器使用，因其铜质，形象如筒，又有对称双耳可系绳，故而得名。铜提筒是一种时代明确而极富地方特色的文物，可以说是南越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南越王墓出土了大小不一的九件铜提筒。
铜提筒纹饰
铜提筒的纹饰精美，外壁腹部绘有四艘船纹，至为罕见。每艘船上有六人，其中五人头戴以羽毛装饰的巍峨高冠，所以被称为“羽人”。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外壁这组纤毫毕现的羽人船纹上，一共可见五名羽人。他们头戴羽冠，上身赤裸，下身着羽毛短裙，打着赤脚。船头右首的第一位羽人手持弓箭，昂然而立；第二位羽人坐于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第三位左手执一俘虏，右手持短剑；第四位立于高台的羽人头戴与众不同的矮冠，左手持靴形钺，右手执一人首级；位于船尾的第五位羽人则操持某种控制船体行进的工具。
铜提筒上的船纹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整船造型合理，可见清晰的水密舱结构。所谓水密舱，就是用木板把船舱分隔成一个个互不相通的分区，避免因船舱进水使船只倾覆。羽人船纹展现的水密舱结构，说明早在西汉中早期，先民们可能就已发明了水密舱技术。这一技术的产生使远航成为了可能，对后世航海影响深远。另外，船上第五位羽人操持着一条狭长物体，当为某种控制船只行进的工具。这是什么呢？它很有可能是尾橹。橹作为船舶的一种推进工具，在桨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橹摆动时，船与水接触的前后部分产生压力差，由此产生推力推动船只行进，它的效率大约是桨的三倍。橹的出现同样是船舶推进工具的巨大革新，它和水密舱技术都属于中国科技史上的重大发明。
秦汉时期的造船技术，除了船纹描绘，还有其他考古资料作为佐证。1974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发现一处秦汉之际造船工场遗址。遗址大约400平方米，据估算最大可制造出宽八米、长三十米、载重五六十吨的平底木船。
虽然目前并没有详尽的文献资料证明这些“羽人”曾经乘船去往何方，但是以上种种，说明早在西汉时期，南越国的船舶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入海条件。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一条由徐闻、合浦等地向南海航行的路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黄支国即康契普腊姆 （今印度马德拉斯附近），已不程国即师子国在今斯里兰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猜测，这些船纹中所描绘的羽人们，也曾经远涉南海，成为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

自古以来，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羽人船纹不仅描绘了乘船祭海的场景，更是承载了数千年以前，先民们扬帆起航，探索重洋的梦想。
通过考古发现的铜提筒的纹饰就能了解这么多古代的知识，这就是文物的魅力，也是我们考古发现的目的，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价值，也说明了中国的历史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