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在唐塔法门寺地宫被打开之前一直是个千年之谜，大家只知道秘色瓷是中国古代越州名窑，是中国最早的一种专为皇家烧制的瓷器。
带你探寻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
秘色瓷的秘是什么颜色？唐代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里的两句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说出了秘色瓷的颜色。秘色瓷最为神奇之处就是“无中生水”，秘色瓷釉面光滑明快，釉层均匀，釉质莹润，给人以高雅柔和、素洁明快的感觉。最令人惊叹的是：在光线照射下，碟内明澈清亮、玲珑剔透，真像盛着一泓清水.
何为“秘色”？这是研究“秘色瓷”的终极难题。据宋人的解释，是因“秘色瓷”由吴越统治者专门用于进贡，“不得臣下用”，所以称为“秘色”。于是，“秘色”被赋予了“秘密”之意。宋代有一些人虽认为“秘色”出现的时间在唐代而非五代，却没有涉及“秘色”的含义。宋人关于“秘色”的定义，成为当今许多人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正宗”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是与事实相左的。第一，相对于中原君主来说，吴越国王也属于“臣下”，按宋人普遍的说法，吴越国王是没资格使用“秘色瓷”的，但偏偏在吴越国王钱元瓘墓中出土了最高等级的“秘色瓷”！若依嘉泰《会稽志》的说法，相对于吴越国王来说，其眷属则在“臣下”之列，而钱镠母亲水邱氏之墓、钱元瓘妻子马氏之墓以及临安板桥、苏州七子山的钱氏贵族墓，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秘色瓷”，而且有些器物的造型和做工竟不是已发现的贡瓷所能比拟的。事实证明，宋人的“不得臣下用”的说法纯属杜撰，绝不可信。第二，自晚唐开始，越窑一直在官方的监督下烧制宫廷用瓷，这类瓷器是被作为土产以土贡或特贡的形式输入朝廷的。尽管自晚唐起上林湖等地已有专门承烧贡瓷的“贡窑”（38），但这类窑场的性质属于民窑，优质产品“秘色瓷”（包括贡瓷）与一般的商品瓷始终同窑合烧，两者从未“劳燕分飞”，所以清人所谓的“秘色窑”（39），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五代人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诗所说的“陶成先得贡吾君”，明白地道出了贡瓷的装烧状况与遴选方式，即制作精致的瓷坯和做工一般的瓷坯一并入窑焙烧，烧成后，先从成千上万件产品中挑选出数量有限的优质青瓷作为贡瓷，其余的便可销往各地。同一窑的产品中，质量（尤其是釉面特征）与贡瓷相同或接近的必然为数甚夥，它们则以商品的形式进入“臣下”甚至一般富人的日常生活。北宋官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40）。朝廷掌控的官窑尚且可在选出御用瓷器后将剩余的瓷器出售，更何况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民窑——越窑呢？澎湖岛发现的吴越晚期的大量越瓷精品（41），表明越窑极盛期所产的“秘色瓷”还被成批运销海外。第三，钱弘俶在位时，贡瓷的数量是以往的千百倍，上林湖窑场已不堪重负，因而上虞等地也设立了承烧贡瓷的作坊。窑场规模如此之大，地点如此分散，加之窑工为自由的民间手工业者，“秘色瓷”的“秘密”能守得住吗？第四，吴越晚期钱氏政权以特贡方式向朝廷输送的“秘色瓷”，数量极其惊人，例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二日，吴越国王钱弘俶一次向北宋朝廷进贡“瓷器五万事……金釦瓷器百五十事”（42），这么多的“秘色瓷”，皇帝自然是享用不完的，所以皇帝的亲属及朝中大臣“分一杯羹”的几率是颇大的。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秘色瓷”便是力证。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景德四年（1007）九月，宋真宗曾下诏将宫中瓷器库里的多余瓷器以商品的形式“估价出卖”（43），这是御用瓷器流出宫外的特殊渠道。依此推测，吴越国贡入北宋朝廷的14万多件“秘色瓷”，以赏赐、“估价出卖”的形式为“臣下”所有的当不在少数。北宋初，魏咸熙与宾客聚宴时，使用了“越中银釦陶器”（44）。此类“秘色瓷”的价值仅次于为数极少的“金釦瓷器”，而又在大宗贡瓷之上。既然“秘色瓷”能为朝廷内外的“臣下”所普遍拥有，那就自然无“秘密”可言了。
法门寺唐代“秘色瓷”出土后，有人提出了一个离奇的观点——“‘秘瓷’之称，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皇室贵戚厚葬之物，称为‘秘器’，因造作于‘东园’，又称‘东园秘器’，皇帝之棺称‘东园秘器’。……故此秘瓷之‘秘’渊源于汉代‘东园秘器’之‘秘’无可置疑”（45）。其实这个观点不是“无可置疑”，而是大可置疑！“秘器”为棺材的专称，棺材是殓尸的凶具，若瓷器与它联系在一起而称为“秘瓷”，岂不成了专用于丧葬的明器？且不说贡瓷与明器划等号，本身就不符合逻辑，试问地方官敢冒死罪年年向皇帝进贡催命的“秘瓷”吗？骚人墨客敢用不吉祥的字眼称呼贡瓷、亵渎君主而招杀身之祸吗？绝对不敢！此观点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的严重性更在于，持这一见解的人有意省略了与“秘”不可分割的“色”——陆龟蒙称为“秘色越器”，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写作“瓷秘色椀”等，徐夤谓之“秘色茶盏”，其中，“秘”为形容词，“色”是被形容的名词，两者的关系犹如毛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一部分学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秘色”之“色”字上，认为“色”应解释成“种类”或“等级”，“秘色”即“秘密种类”，“秘色瓷”就是皇帝使用的最高等级的瓷器，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上的“瓷秘色”的写法被引以为证。这种见解其实仍然没有绕出宋人关于“秘色”定义的樊篱，除了得不到“秘色瓷”的出土事实支撑外，它至少还有四点不能自圆其说。（1）在“秘色瓷”被越地官府作为土产向中原朝廷进贡的同时，北方定窑等窑口生产的白瓷精品也同样被当地官府用于土贡（46），这两类贡瓷均属“最高等级”的瓷器，但“秘色”却从不用来称呼白瓷。（2）倘若“秘色”为瓷器的“最高等级”，那么这个名称应涵盖各类宫廷用瓷，然而，北宋晚期建窑烧制的带“供御”、“进琖”款的那类御用黑瓷（47），明清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铜红釉、钴蓝釉、白釉、茶叶末釉等瓷器，均未与“秘色”结缘。（3）越窑衰落后，“秘色”被用来称呼龙泉窑青瓷（48）、高丽窑青瓷（49）、余姚官窑青瓷（50），甚至广东出产的青瓷亦被称作“南越秘色磁”（51），这只意味着“秘色”概念的延续，而不是转换，如果“秘色”的含义确为御用的“最高等级”，那它绝不可能转换为民用的“一般等级”。（4）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将“秘色瓷”记为“瓷秘色”，只是将表明质地的字前置而已，“秘色”的含义并未因此而改变，“瓷秘色椀”完全等同于“秘色瓷椀”，衣物账将金花银盆、金花银菩萨、金涂银盝记为“银金花盆”、“银金花菩萨”、“银金涂盝”，所反映的正是相同的语言习惯和书写习惯，器名的性质丝毫未变。总之，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证明，“秘色”绝对不是“秘密种类”或“最高等级”。
汉字一字多义的特点，是导致“秘色”含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有人据日本古籍中的“绯地秘色锦”之名，否认“秘色”与青瓷有关。或许是“绯”的“红色”之义影响了人们对“秘色”的判断。要辨明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什么是锦。锦属于丝织品的一种，用预先染色的蚕丝作经纬，采用缎纹地组织提花织成，其特点是花纹大而精致，色泽鲜艳而美丽。一般来说，地的颜色比较单一，花纹的颜色则十分丰富，地与花纹在色调上存在较强的反差。“绯地秘色锦”一名中的“绯地”是指锦的红色的地，“秘色”则为花纹的主色调，它完全可能是其他颜色或多种颜色。史籍记载，三国魏景初二年（238），魏帝赐给倭女王的物品中有“绛地交龙锦”和“绀地句纹锦”（52）。“绛”系深红色，“绀”为天青色或泛红的深青色，显然，“交龙”和“句纹”的颜色不会与地的颜色相同。古代彩瓷上的“青花白地”、“青地白花”、“黄地闪青云龙”等异曲同工的装饰（53），可以作为旁证。即便“绯地秘色锦”中的“秘色”不是青色，也不足为据。因为中国文字传入异国后，常会在字义上出现匪夷所思的变化。譬如：高丽窑出产的青瓷，被当地人称作“翡色”（54），而“翡”在中国是指一种有红色羽毛的鸟；日本则将中国的青花瓷器叫做“染付”（55），等等。若按中国的字义去理解，那么上述的名称与实物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了。因此，以“绯地秘色锦”之名来割断“秘色”与青瓷的联系是颇为荒唐的。这类谬误所给人的启示是，必须回到“秘色”的源头去探索，方能找到“秘色”的正确答案。
“秘色”本义及引申义辨析
清人对“秘色”穷根究底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秘色古作祕色。肆考疑为瓷名。辍耕录以为即越窑，引叶寘唐已有此语，不思叶据陆诗并无祕色字也。按祕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另是一窑，固不始于钱氏，而特贡或始于钱氏。……岂以唐虽贡不禁臣庶用而吴越有禁故称祕耶？肆考又载祕色至明始绝。可见以瓷色言为是。”（56）将“秘色”释为“瓷色”，其实离揭开“秘色”的谜底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惜功亏一篑。需要指出的是，“陆诗”不是“无祕色字”，而是宋人在引用这首众所周知的诗时，省略了带“秘色”的标题。毫无疑问，陆龟蒙的这首诗正是“秘色”的源头。
陆龟蒙嘉尚的“秘色越器”是不是贡瓷，这是需要首先辨明的问题。《新唐书》记载，陆龟蒙“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陆龟蒙任此卑职后不久，便隐居松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赀无十日计，不少辍也”（57）。据此分析，陆龟蒙是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贡瓷的。再者，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最后一句为“共嵇中散斗遗杯”，嵇中散即嵇康，“竹林七贤”之一，三国魏人，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因不满当时专权的司马氏集团，被朝廷所杀，若陆龟蒙描述的对象为贡瓷，这岂不是有意犯“大不敬”罪而自惹灭顶之灾吗？很显然，陆龟蒙激赏的“秘色越器”应是越窑生产的高档商品瓷。陆龟蒙“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他不仅是狷介的隐士，而且也是精通茶道的雅人，“嗜茶，置园顾渚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由此判断，陆龟蒙褒誉的“秘色越器”当为他自己拥有的越窑青瓷茶具。那么，引起陆龟蒙对越窑青瓷的审美冲动的原因何在呢？
中唐时风靡全国的饮茶习俗，既改变了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状况，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还为茶具的生产注入了活力。中唐以后，南北各窑因大量烧制茶具而获得迅猛发展，其中，越窑名列前茅。唐人陆羽的《茶经》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58）尽管据我考证这段文字是后人补入《茶经》的（59），但它却是世人对晚唐越窑青瓷普遍评价的忠实记录。由于囿于窑炉结构和焙烧技术，唐代许多窑口的青瓷一般都在氧化焰或不稳定的气氛中烧成，所以釉色不是泛黄就是偏灰，很少有纯正的青色。为了克服这一工艺缺陷，睿智的越窑窑匠终于发明了一项能让青瓷“类玉”、“类冰”的技术——在匣钵的口沿施釉，器物便在密闭的状态中烧成，从而使瓷器釉面光洁，釉色滋润。然匣钵施“封口釉”的最关键的作用，是使坯件有效地避免了焙烧后阶段的二次氧化，因而才能获得在还原焰中形成的纯正的青色（60）。考古调查发现，上林湖的后施岙、黄鳝山、施家阧、荷花芯、茭白湾、狗颈山、罗家岙等地的10多处唐代窑址中，均遗存着较多的施“封口釉”的瓷质匣钵，其中扒脚山唐代窑址的匣钵竟全为施“封口釉”的瓷质匣钵（61），而这种匣钵装烧的主要是碗、瓯、盘之类的日用器皿。《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嘉泰《会稽志》等书记载，北宋越州土贡瓷器的数量为50件（62），据此估计，除了五代吴越国的特贡外，唐代土贡越窑青瓷的数量应与北宋时相当。事实上，唐代上林湖各窑场用施“封口釉”的瓷质匣钵装烧的优质青瓷，大部分是以商品的形式销往各地的。不难想像，当天天使用茶具的陆龟蒙初次见到这种用新工艺烧成的青莹无比的越窑瓷器时，必定激动万分，于是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了惊世骇目的《秘色越器》诗。
“秘色”是从陆龟蒙笔下产生的名词，它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单从字面上理解，“秘色”就是“神奇之色”（63）。这种“神奇之色”的原始答案就在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前两句中，它便是秋季的“千峰翠色”。因为“越窑青瓷茶具与饮茶风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尤其是中唐以后，两者水乳交融、相得益彰”（64），所以在饮茶风的吹拂下，陆龟蒙的绝妙诗句像精美的越窑茶具那样迅速传遍四方，它仿佛久旱的甘霖，滋润了人们的审美意识，陡然加深了人们对越窑青瓷的喜爱。由于“神奇之色”具有无限的想像空间，故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五代人徐夤形容越窑“秘色茶盏”更是妙语连珠，他眼中的“神奇之色”则为“明月染春水”、“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这说明，“秘色”为“神奇之色”的概念，在五代人的脑海里依然是十分明晰的。
随着越窑的衰落，“秘色瓷”——越窑优质青瓷的生产日益萎缩，大约在北宋晚期，“秘色”的本义渐渐被其他概念替换。究其原因，主要是五代吴越国大规模进贡“秘色瓷”的现象混淆了世人的视听，以致人们在对“秘色”含义的认识上陷于迷惘。此外，“秘色”之名的特异性，也是导致“秘色”产生歧义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类似的瓷名，在“秘色”出现之前就曾有过。汉人邹阳的《酒赋》中有“醪酿既成，绿瓷既启”之语（65），“绿瓷”即青瓷，这是浅显而明了的名称。然魏晋人潘岳在《笙赋》中所写的“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66），则一连用了四个晦涩难解之名。“黄包”指皮呈黄色的橘子，“甘”为甘甜的橘瓤，“酃”系美酒的代称（67），而“缥”的本义是丝织品青绿而光亮的色泽（68），故“缥瓷”与“绿瓷”一样，是对各个窑口的各种色调青瓷的广义统称。但今人却将“缥瓷”释为“淡青色的瓷器”，并与瓯窑挂上了钩，这是不确切的。“缥瓷”因艰涩难懂而未能流传，遂成了“死亡”的名称，“秘色”则由于广泛、深刻的影响，在民间传颂了千余载。必须看到，晚唐越窑青瓷“类玉”的审美标准一直在青瓷生产中延续，宋代官窑烧制的乳浊釉青瓷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金人赵秉文的《汝瓷酒尊》诗曰：“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69）在这里，“秘色”与碧玉被相提并论了。到了清代，“碧”与青瓷的联系更加广泛，不仅“秘色窑，青色近缥碧，与越窑同”，而且“官窑、内窑、哥窑、东窑、湘窑等云青，其青则近淡碧色”（70）。由此可知，“碧色”始终是“秘色”——“神奇之色”的重要内容。《爱日堂抄》云：“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71）这条记载的最后一句，乃画龙点睛之笔，它揭示了“秘色”概念到后来被无限扩大的事实——自古以来凡是釉色莹润的优质青瓷皆属“秘色瓷”。
（38）《中国陶瓷》图录《越窑》分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39）[清]朱琰：《陶说》卷二《说古·古窑考·吴越秘色窑》。龙威秘书本。
（40）[宋]周煇：《清波杂志》卷第五。四部丛刊本。
（41）陈信雄：《越窑在澎湖》，文山书局1994年版。
（42）《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九册《蕃夷七》。进贡的月份，《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作“三月”。
（43）《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四十六册《食货五二》。
（44）[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九《名臣事迹·魏咸熙》。四库全书本。
（45）韩金科、卢建国：《扶风法门寺塔基出土秘瓷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46）李刚：《古瓷“官”款论》，《东方博物》第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7）叶文程：《“建窑”初探》，《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48）[宋]庄绰：《鸡肋编》卷上。涵芬楼本。
（49）[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学海类编本。
（50）[明]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二。四库全书本。
（51）[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自奉之侈》。笔记小说大观本。
（52）《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53）[清]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下》。龙威秘书本。
（54）[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天禄琳琅丛书本。
（55）《陶瓷の东西交流》，出光美术馆1984年版，第63页。
（56）[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嘉庆二十年刊本。
（57）《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陆龟蒙》。
（58）[唐]陆羽：《茶经》，《说郛》卷八十三。涵芬楼本。
（59）李刚：《〈茶经〉所谓的“类玉”、“类冰”问题》，《河北陶瓷》1987年第4期。
（60）李刚：《制瓷工艺偶记》，《东方博物》第十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1）谢纯龙、厉祖浩：《上林湖越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62）李刚：《论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文博》1987年第2期。
（63）李刚：《“秘色瓷”探秘》，《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4）李刚：《古瓷发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65）[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四。抱经堂本。
（66）《文选》卷第十八《赋壬·音乐》。四部备要本。
（67）《荆州记》云：“长沙郡酃县有酃湖，周回三里，取湖水为酒，酒极甘美。”参阅《水经注》卷三十九《耒水》。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68）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
（69）[金]赵秉文：《汝瓷酒尊》，《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六。畿辅丛书本。
（70）[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嘉庆二十年刊本。
（71）[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九《陶说杂编下》。嘉庆二十年刊本。
（72）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