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墓地一般指曲村天马遗址，位于山西曲沃羊舌，1979年起，至20世纪80年代，为探索早期晋都晋文化，进行12次考古发掘，发现这里遍布居住遗址，西部发掘了可能是晋国公族墓地和“邦墓”区。1992-1994年又5次发掘了本遗址中部的晋侯墓地，清理了8组17座大墓，其中4组10座大墓完好无损，考古发现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等，许多青铜器的铭文载有晋侯名号。
天马村在遗址东部，曲村在遗址西部。遗址范围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自然村，包括墓葬区在内，总面积约为10.64平方公里。曲村——天马遗址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的西周时代遗址。
1963年、1979年—2001年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80年代以来至今共发掘12次，包括居住遗址和墓葬(曲村的邦墓群，曲村东北的晋侯墓群)。 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镌刻了6位晋侯的名或字，14件晋侯苏编钟共有铭文355个字，详尽记载了周历王三十三年一场由周王亲自指挥，晋侯率部参加的军事征讨。这段文字堪称20世纪后半叶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铭文资料，为国家“九五”重点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谱写了西周年代学光芒四射的华彩乐章。
晋侯墓地的首次发掘也于1992年4月18日正式开始。
首次发掘工作历时60余天，至6月30日结束。只清理了被盗的M1和M2两座墓葬。虽然由于被盗严重，墓内随葬物品已所剩无几。但通过这次发掘我们对该墓地的年代和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也从此揭开了晋侯墓地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幕。
第二次发掘从1992年的10月16日开始，至翌年元月11日结束。在和第一次发掘的间隔期内，M8又遭盗掘，其中后来成为学界讨论焦点的晋侯稣钟及鼎、簋诸器多流失境外，其中部分后被上海博物馆抢救购回。 此次发掘了M9、M13；M6、M7和M8共五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还有8座附属于大墓的祭祀坑。另外还探明了M32、M33的位置及规模。
第三次发掘在1993年4月至7月间进行。发掘了M31、M32两座晋侯夫人的墓葬及附属于M31的三座陪葬墓。并探明了M62、M63、M64、M91、M92和M93的位置及规模。
第四次发掘自1993年的9月11日始，至1994年1月6日结束。共发掘了M62、M63和M64共三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大墓及附属于该组墓的20余座祭祀坑。
第五次的发掘自1994年5月至10月进行。清理了已探明的5座大型墓葬，即M33；M91、M92；M93、M102，还有属于M93的20余座祭祀坑。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发掘，晋侯墓地的发掘暂告一段落。总共清理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8组17座、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由于工作的疏忽，原以为在墓地范围内已不会再有其它的大型墓葬。但最近得知，就在M1、M2的北侧略偏西处还有一组两座带墓道的大墓，并有附葬的车马坑。现在虽然还不能够确定它们的具体年代和墓主的身份，但根据已揭露的迹象，可以肯定这是又一组晋侯及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墓。对它们的发掘正在进行中。不管最后的发掘结果如何，都肯定会对迄今为止晋侯墓地各墓排列的意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二、对晋侯墓地研究的现状
自晋侯墓地发现并发掘以来，自始至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由于这是目前为止同时期、同规格的墓地中保存最完整、排列最清楚而且也是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因此，该墓地的发掘为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于周代的考古学研究而言，更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有的学者甚至将其与20世纪初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相并论，由此亦可见其学术价值之一斑。由于田野考古的工作尚未结束，发掘所获资料的整理亦未彻底完成，已经刊布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全面开展。仅就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已经取得了许多惹人注目的成绩。其具体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晋侯墓地墓葬的年代及墓主的身份
墓葬年代的确定是其它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为热烈。目前学术界对整个墓地的起始年代已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即最早的M9、M13的年代大体与西周穆王前后相当，最晚的M93、M102则和东周初的平王时期约略同时。但就各墓的具体年代及其所属墓主的看法则尚未统一。
第一次发掘的M1、M2虽然被盗严重，墓内随葬品已所剩无几。但发掘者根据仅存的少量遗物并结合已经积累的考古经验，还是对两座墓葬的年代及其性质做出了比较接近事实的判断。即认为两墓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并审慎地指出“墓主应该是晋国诸侯一级的贵族”，该墓地“是一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并列的两墓“很可能是夫妻异穴合葬墓”。
第二次发掘M9、M13、M6、M7和M8。其中M6、M7被盗严重，M8也已被盗，但尚有部分存留，M9和M13保存完好。发掘者根据陶鬲及其它遗物的时代特征，将已发掘的七座墓葬的顺序作了如下的排列：M9、M13--M6、M7--M1、M2--M8。认为M9和M13的时代最早，大致相当于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穆王前后，M6、M7大约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恭、懿之时，M8则相当于西周晚期的宣王之世。此次发掘第一次出土了有晋侯名号的铜器，据此，墓主的身份得以确定，从而也肯定了该墓地的性质。M8所出晋侯铜器作器者有二：“稣”和“ ”。发掘报告的作者认为：“稣”即《晋世家·索隐》所记晋献侯，而“ ”则不见史书记载。由于该墓所出鼎为“稣”所作，簋和壶则是“ ”之器，因此墓主究竟是谁？未作肯定。而只是根据《晋世家》的记载及出土物的时代特征，将M8的墓主限定在晋献侯和晋穆侯，其年代范围则放在周宣王之世。
第二次发掘的材料刊布之前，上海博物馆发表了从香港购回的由晋侯墓地盗劫的晋侯铜器（可以确认出自M1、M2和M8）的部分材料。1994年1月，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发表，两批材料的刊布，共有“对”、“稣”、“ ”三个晋侯名号可资判断M1和M8两墓墓主的身份时的重要参考。第四次的发掘于M64出土了“晋侯邦父”鼎。经第五次发掘之后，又新增了“僰马”、“喜父”两个晋侯的名号。至此共有六位明确的晋侯名号。按理讲，将这些名号与所出墓葬相对应，即可确定各墓的墓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是这些名号多与《晋世家》所记晋侯名字不合，因此不能一一对应。唯有晋侯“稣”见于《史记·晋世家·索隐》（献侯籍下“《系本》及谯周皆作苏”。），可定其为晋献侯之名，但又因晋侯稣钟铭文中的纪年与文献所记献侯在位的时间不合，而使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另外，还有一墓同时出两、三位晋侯作器的情况，这也给墓主的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大家们各述己见，聚讼纷纭，迄今仍莫衷一是。
在第四次发掘结束后，刘绪曾著文对各墓的排列及整个墓地的时限进行了讨论。他从墓葬的规模、积石积炭的现象、随葬品的特征、车的随葬、玉石“覆面”的使用、棺椁的饰物及口含物的变化等诸多方面，论证了墓葬的早晚顺序，即M99、M13-M6、M7-M33、M32-（最西未掘者，后编号为M93、M102）-M1、M2-M8、M31-M64、M62、M63。并推测“两排之间未发掘的一组可能稍早于M64组”。墓地年代的上限相当于西周的昭穆之时，下限在两周之际（1994）。
第五次发掘简报综合历次发掘的材料，将已发掘的8组墓葬按时代早晚排列如下：M9、M13-M6、M7-M32、M33-M91、M92-M1、M2-M8、M31-M62、M63、M64-M93、M102。同时根据各墓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及铜器上的晋侯名号，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其与《晋世家》所记载的晋侯世系相比照，对各墓的墓主作了初步的推测，即：
M9 （晋侯） 武侯
M6 （？） 成侯
M33 （僰马） 厉侯
M91 （喜父） 靖侯
M1 （） 釐侯
M8 （稣） 献侯釐
M64 （邦父） 穆侯
M93 文侯 （？）